1956年的意大利，傳統規矩像無形的繩子，把主婦安娜捆得死死的。她的日子，說是“過日子”，倒不如說是“熬日子”——丈夫賈科莫是個把工作當命的律師，每天早出晚歸，回家要么埋在文件堆里，要么倒頭就睡，夫妻倆同床異夢，連句掏心窩的話都沒有。安娜最想要個孩子，可結婚好幾年肚子一直沒動靜，每次看到鄰居抱著娃說說笑笑，她都得趕緊別過臉，怕眼里的羨慕藏不住；家里還有病重的老母親要照顧，端藥、擦身、換尿布，從早忙到晚，腰累得直不起來，連喝口熱湯的功夫都沒有。
那時候的意大利女人，好像天生就該圍著家庭轉，“賢妻良母”四個字壓得人喘不過氣。安娜買件亮色的布做衣服，都得先看賈科莫的臉色；跟鄰居多說兩句話，都怕被說“不務正業”。她就像個被罩在玻璃罩里的人，看著外面的世界熱熱鬧鬧，自己卻連口氣都喘不勻，心里的寂寞和壓抑，攢得快溢出來了。
直到安吉拉來家里當女傭，這潭死水才算濺起了浪花。安吉拉跟安娜簡直是兩個世界的人——穿的裙子永遠是最鮮艷的紅或黃，頭發扎成俏皮的馬尾，擦桌子時會跟著收音機里的歌扭腰，看到院子里的流浪貓，還會偷偷省下自己的面包喂。她不把“主仆”的規矩當回事，敢跟賈科莫開玩笑：“先生您總加班，夫人一個人在家多冷清啊”；敢跟菜市場的小販討價還價，把幾毛錢的差價爭得面紅耳赤；連安娜病重的母親，都愿意跟她聊天，說“這姑娘身上有股活氣，看著就開心”。
有次安娜對著鏡子嘆氣，摸著眼角的細紋說“我是不是老了”，安吉拉直接拿過梳子，幫她把頭發編成松松的麻花辮，還從口袋里掏出顆水果糖塞給她：“夫人您皮膚白，眼睛亮，就是笑太少了——您笑起來，比巷口那家蛋糕店的奶油還甜呢！”這話像顆小石子，砸進了安娜心里，她好久沒聽過這么直白的夸贊了。
在安吉拉的帶動下，安娜慢慢變了。以前她連涂個淡粉色口紅都怕被說“不正經”，安吉拉拉著她去集市，挑了支正紅色的口紅，幫她涂在唇上：“女人就得有點顏色，不然跟白開水似的，多沒味兒！”以前她覺得“談身體、談喜歡”是丟人的事，安吉拉會跟她聊起自己的經歷，說“咱們的身子是自己的，喜歡什么、想做什么，憑什么要聽別人的？”
有天晚上，安娜母親突然發高燒，燒得胡言亂語，安娜急得直哭，給賈科莫打電話，他卻說“在跟客戶談事，走不開”。是安吉拉騎著自行車，載著安娜往醫院跑，一路上把外套脫下來裹在安娜身上；在醫院守夜時，安吉拉幫安娜揉著凍僵的手，說“有我呢，天塌不了”。那一刻，安娜看著安吉拉眼里的光，突然覺得——原來有人在乎自己的感受，是這么溫暖的事。
慢慢的，主仆倆的關系變了味。有次安娜來例假肚子疼，蜷在沙發上冒冷汗，安吉拉給她煮了紅糖姜茶，坐在旁邊幫她揉肚子，指尖碰到皮膚時，兩人都頓了一下，空氣里飄著說不清的曖昧。后來安吉拉教安娜怎么放松自己，怎么跟著自己的心意走，安娜從一開始的羞澀躲閃，到后來敢主動靠在安吉拉肩上——她第一次覺得，自己不是“賈科莫的妻子”“母親的女兒”，只是“安娜”，一個會疼、會笑、有欲望的普通人。
可這份覺醒，很快就被現實潑了冷水。賈科莫發現安娜不再圍著他轉，甚至敢跟他爭論“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”，就開始冷暴力，吃飯時故意不跟她說話，還跟管家抱怨“這女傭把安娜帶壞了”；安娜母親看出兩人的異樣，拉著她的手勸“女人要守本分，別讓人戳咱們家的脊梁骨”。一邊是好不容易找到的自我，一邊是甩不掉的規矩和束縛，安娜夜里翻來覆去睡不著，看著窗外的月亮，不知道該往哪走。
電影最后，安吉拉因為受不了賈科莫的刁難，收拾東西要走。臨走前，她把那支正紅色口紅塞到安娜手里：“別再把自己裹起來了，您值得好好活。”看著安吉拉騎著自行車消失在巷口，安娜走到鏡子前，擰開口紅，一筆一筆涂在唇上——鏡子里的女人，眼里不再是以前的怯懦，多了點亮閃閃的東西。她未必知道未來的路怎么走，但至少這一刻，她不想再做那個被困在牢籠里的安娜了。
其實《墮落》里的“墮落”，哪是什么壞事？那是一個女人掙脫枷鎖的開始。1956年的意大利，規矩把女人框得死死的，可安娜還是跟著心里的光，邁出了第一步。安吉拉就像一束火種，點燃了安娜心里的渴望，也告訴所有人：不管在哪個年代，女人都不該只為別人活，都該有勇氣去愛、去追求自己想要的——哪怕這條路難走，只要敢開始，就不算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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